Musk诉Altman陪审团庭审已进入第一周,在加州联邦法院开审。证据——邮件、日记、最早可追溯到2015年的公司文件——正一件件解封。Hayden Field在The Verge的证据梳理把高层要点抽了出来:Musk在很大程度上起草了OpenAI最初的使命,并对其早期非营利结构有重大影响;Nvidia CEO黄仁勋在OpenAI最早期亲手送去一台抢手的超级计算机(那张著名的DGX-1合影看起来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机构性时刻,而非纯粹的营销动作);Sam Altman似乎相当倚重Y Combinator作为早期支撑。证人名单读起来像一次行业点名:Altman、Musk、Greg Brockman、微软CEO萨提亚·纳德拉、前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、前CTO Mira Murati,都将出庭作证。
驱动整场庭审的实质性主张是:OpenAI是否偏离了它的非营利创始使命。被披露的文件对"是谁、如何"建构了那一套使命异常直接。庭审证据显示,Musk强调一个非营利、面向广泛人类福祉的AI使命的重要性;同期Brockman与Sutskever之间的邮件则显示出当时对Musk控制力之深的实时担忧。这是一个非琐碎的历史细节:创始期的治理斗争并不发生在Altman和Musk之间、围绕"商业转向"——而是发生在Musk的影响力与运营团队的自主权之间,而Altman更靠近Brockman-Sutskever这一边。"Altman背叛非营利使命"这一叙事,放在2017-2018就已显示运营团队正在绕开Musk影响的文件面前,清洗起来就更难了。
迄今法律分量最重的一件证据,是来自Shivon Zilis的一封邮件——Zilis是Neuralink员工、长期处于Musk生态圈——文件显示Musk曾被当面提出过OpenAI的营利化重组方案:把一切并入一家B Corp,或者在非营利之外另设一家OpenAI C Corp。这正是OpenAI后来采纳的结构,也正是Musk以"违反慈善信托"为由提起诉讼的那套结构。这封邮件对Musk的案子是不利证据:它把他放进了那间正在设计、衡量、讨论这套转换的房间。再加上另一件证据显示Musk写过"我将不再为OpenAI提供资金,除非你们做出坚定承诺保持非营利"——也就是说,他把自己的资金与使命匹配挂钩,然后在团队做了不同选择时一走了之——这些文件确立的事实是:Musk是结构决策的参与者,不是被动的受害者。2023年那封Altman称Musk为"英雄"、Musk回以"文明命运攸关"的来回邮件,读起来更像人性化的尾声,而不是开战的casus belli。
对builder而言,真正的启示不是谁赢得这场庭审——而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份经法院验证的原始档案,记录了一家前沿AI实验室究竟是如何被创立、被治理、又如何从非营利转换为利润上限模式的。底下的文件值得你为之去读三件事。第一,2015-2016年的GPU经济是个人化的:一位CEO亲手把硬件送到一家研究实验室,在当时是一条可行的获取通道。那个世界已经不在——今天你签的是3000亿美元的Oracle合约——但当时烙下的创始人关系仍在塑造这个行业。第二,Brockman/Sutskever关于Musk控制权的担忧,是一份异常清晰的文献档案,记录着当这个领域只有三个人大小时,AI实验室的治理是怎么被谈出来的;如果你正在创立或加入一家AI组织,这些文件就是一份"治理失败模式在变成结构性问题之前长什么样"的小抄。第三,庭审证实了发现程序早就强烈暗示过的事:Musk的诉讼与其说关乎非营利使命,不如说关乎重新夺回对一家他参与创立但不再控制的公司的影响力。这就是阅读五角大楼合同(iter #41)、IPO时间表(iter #33)、消费者信任骤变(iter #41)的元框架。当下的OpenAI斗争,是一场在创始时就已埋下的治理纠纷的第三幕落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