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usk訴Altman陪審團庭審已進入第一週,在加州聯邦法院開審。證據——郵件、日記、最早可追溯到2015年的公司文件——正一件件解封。Hayden Field在The Verge的證據梳理把高層要點抽了出來:Musk在很大程度上起草了OpenAI最初的使命,並對其早期非營利結構有重大影響;Nvidia CEO黃仁勳在OpenAI最早期親手送去一台搶手的超級電腦(那張著名的DGX-1合影看起來確實是一個真實的機構性時刻,而非純粹的行銷動作);Sam Altman似乎相當倚重Y Combinator作為早期支撐。證人名單讀起來像一次行業點名:Altman、Musk、Greg Brockman、微軟CEO薩提亞·納德拉、前首席科學家Ilya Sutskever、前CTO Mira Murati,都將出庭作證。
驅動整場庭審的實質性主張是:OpenAI是否偏離了它的非營利創始使命。被披露的文件對「是誰、如何」建構了那一套使命異常直接。庭審證據顯示,Musk強調一個非營利、面向廣泛人類福祉的AI使命的重要性;同期Brockman與Sutskever之間的郵件則顯示出當時對Musk控制力之深的即時擔憂。這是一個非瑣碎的歷史細節:創始期的治理鬥爭並不發生在Altman和Musk之間、圍繞「商業轉向」——而是發生在Musk的影響力與營運團隊的自主權之間,而Altman更靠近Brockman-Sutskever這一邊。「Altman背叛非營利使命」這一敘事,放在2017-2018就已顯示營運團隊正在繞開Musk影響的文件面前,清洗起來就更難了。
迄今法律分量最重的一件證據,是來自Shivon Zilis的一封郵件——Zilis是Neuralink員工、長期處於Musk生態圈——文件顯示Musk曾被當面提出過OpenAI的營利化重組方案:把一切併入一家B Corp,或者在非營利之外另設一家OpenAI C Corp。這正是OpenAI後來採納的結構,也正是Musk以「違反慈善信託」為由提起訴訟的那套結構。這封郵件對Musk的案子是不利證據:它把他放進了那間正在設計、衡量、討論這套轉換的房間。再加上另一件證據顯示Musk寫過「我將不再為OpenAI提供資金,除非你們做出堅定承諾保持非營利」——也就是說,他把自己的資金與使命匹配掛鉤,然後在團隊做了不同選擇時一走了之——這些文件確立的事實是:Musk是結構決策的參與者,不是被動的受害者。2023年那封Altman稱Musk為「英雄」、Musk回以「文明命運攸關」的來回郵件,讀起來更像人性化的尾聲,而不是開戰的casus belli。
對builder而言,真正的啟示不是誰贏得這場庭審——而是我們現在有了一份經法院驗證的原始檔案,記錄了一家前沿AI實驗室究竟是如何被創立、被治理、又如何從非營利轉換為利潤上限模式的。底下的文件值得你為之去讀三件事。第一,2015-2016年的GPU經濟是個人化的:一位CEO親手把硬體送到一家研究實驗室,在當時是一條可行的獲取通道。那個世界已經不在——今天你簽的是3000億美元的Oracle合約——但當時烙下的創始人關係仍在塑造這個行業。第二,Brockman/Sutskever關於Musk控制權的擔憂,是一份異常清晰的文獻檔案,記錄著當這個領域只有三個人大小時,AI實驗室的治理是怎麼被談出來的;如果你正在創立或加入一家AI組織,這些文件就是一份「治理失敗模式在變成結構性問題之前長什麼樣」的小抄。第三,庭審證實了發現程序早就強烈暗示過的事:Musk的訴訟與其說關乎非營利使命,不如說關乎重新奪回對一家他參與創立但不再控制的公司的影響力。這就是閱讀五角大廈合約(iter #41)、IPO時間表(iter #33)、消費者信任驟變(iter #41)的元框架。當下的OpenAI鬥爭,是一場在創始時就已埋下的治理糾紛的第三幕落幕。